林毅夫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

2019-09-19 作者:必威-司法考试   |   浏览(86)

        春节期间,林毅夫被证实将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不少观点认为此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莫大的关联,此举将加强世行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并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林毅夫本人的思想符合世界银行一贯的操作思路所致。

由于林毅夫的“台湾背景”如此传奇,人们多认为,林毅夫在大陆左右逢源的际遇有浓厚的“台湾因素”。但这种判断看似合理,却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

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游泳至厦门,据称当时“抱着篮球”。后来到北京大学,1982年,林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08-2012年,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主要工作就是世界银行发展政策和发展理论的研究。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林毅夫正式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而在此前后,林毅夫对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机会与挑战,都有着深刻的调查研究与思考……

“中国将毫无疑问地变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林毅夫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与发展中国家较为类似。这意味着中国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也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如果中国的理论,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的现代化,这样的理论当然是引领世界思潮的理论。”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不是银行,而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其工作的重点是实现联合国成员国于2000年达成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的减贫工作上。那么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中到底有哪些是世行看重的呢?

无论是港台还是欧美媒体,在报道林毅夫即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新闻时,都会在介绍林毅夫个人背景时,不惜篇幅地提及林毅夫极为特殊的“台湾背景”。台湾亲绿营媒体甚至对林毅夫统统用上了“叛逃军人”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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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上卸任之后,林毅夫重新回到了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而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第一波高潮是大量乡镇企业,红帽子的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的涌现,是对产权至上论的绝佳注释。一直到“郎咸平风暴”,人们大规模反思产权至上论带来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了“国有制无效论”,但林毅夫对此观点有所保留。林毅夫认为,如果市场环境完善同时企业能获取利润的话,那么产权形式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国内对林毅夫经济思想总结较为精到的文章,《林毅夫:从自生能力到新农村运动》(羽良著)一文总结道: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充分必要的关系,“市场先于产权”是“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更进一步,林毅夫将“企业自生能力”同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概念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 世界经理人商业频道[]

林毅夫原名林正谊,生于台湾宜兰。在蒋经国主政期间,以台湾大学在校生身份从军,从此在台湾名声大噪。不想,身为“模范军人”的林毅夫会在1979年突然选择从金门岛泅渡大陆“叛逃”,并从此在大陆扎根转行成为职业经济学者。自1949年后,“投共”至大陆的台湾人士并非林毅夫一例。在有军人身份的“投共者”中,林毅夫的军职既不重要,也不显赫。在这些人中,也只有林毅夫完全抛弃以前的身份,成功作出了身份转型。因此,林毅夫今天的成就,虽不排除台湾因素,但更多源于他个人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政治悟性。

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接受采访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他聚集了一批海外归国学者,试图发出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的声音。从此,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在这里诞生。易纲、海闻、周其仁、宋国青等对中国经济政策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或仍旧在这里工作。

        事实上,林毅夫与张维迎等人的区别在于,“市场完备条件下的自生能力论”比“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为政府的腾挪转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企业自生能力”不强调私有产权,从而为政府主导经济和产业政策,乃至为国有企业强势参与市场竞争预留了充分的接口。其后,国资委的成立和发改委的升级,也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留下了空间。羽良先生指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为国有企业的再造并重获经济领域主导地位,提供了最实际的理论和政策支援。

追溯一下林毅夫的求学经历,再对比一下他回到大陆之后的理论建树和政策理论,会发现一些颇值得玩味的东西。林毅夫留学于美国的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可以说,广为人知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宗旨便是“小政府+大市场+彻底的私有产权”。照常理而言,身为芝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两个议题上———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经济改革,林毅夫不仅不是私有化的倡导者,而且与张维迎、茅于轼等坚持国企、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学者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理论冲突。

之所以有此任命,“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1月25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对《财经》记者确认了这一消息。

不能简单利用国外理论来看中国

如今,林毅夫重新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他关心的依然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无论是早年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还是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直到担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思考。

        从自生能力的观点出发,林毅夫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看法也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而是认为国家通过财政在广大农村也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这也是林毅夫的理论容易被接受的理由之一。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放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合用。林毅夫的理论主张从一开始就牢牢地立足于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以至于林毅夫理论主张的政策意味要远较其他学者来得浓厚,也远较那些带有激烈体制变革意味的主张来得更富于可行性。在国有企业统统占据各行业上游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的今天,林毅夫早在十几年前便提出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简直就是为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所作的最完美的理论阐释。抛开理论上的细节而言,林毅夫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在内涵上既能包含私有产权,在外延上又能模糊所有制性质的理论创见,既有他构建富于个人独创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考虑,也有他对中国改革实践长期观察的现实考量。林毅夫的理论建构天赋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令人叹为观止。而他能有这等令人瞩目的作为,又岂是一个“台湾背景”所能涵盖的?

此前,林毅夫本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任命正式公布前,他不会对此发表任何肯定或否定意见。

记者:您是在哪一年、哪场会议上具体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在提出这一理论之前,您的实践历程又是怎样的?

近日,林毅夫出席复旦-新大国际论坛时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体,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相关原创性理论也可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影响力。

        依*政府,正是世界银行一贯的思路,林毅夫的理论正好符合世界银行的运作思路。甚至这种强调政府作用的理论,在法律体系执行效率低下和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推动的情况下,长期来看是不是有利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缩小,依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即便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通过其思想影响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运作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偏重政府的力量,就可能会忽视启动地方底层的资源和力量。

除去对林毅夫个人资历的考量,世界银行各国股东间的利益博弈格局,或也能从对林毅夫的任命上一窥一二。自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是世界银行的绝对大股东,欧洲和日本政府的股份比例其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持股份份额相对要低得多,在世界决策上缺乏真正的发言权。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时候,素以共和党中的“知华派”闻名,既然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不甚现实,那么延揽一位资历雄厚,又可以摆平各方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出任世行要职,可谓“四两拨千斤”的高招。因此,林毅夫出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看似机缘偶然,实是水到渠成。

但人们同样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林毅夫都将接受任命。

林毅夫:1982年我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耶鲁大学做一年博士后,1987年回到国内,在北大兼职,并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发展所工作,参加了很多改革开放相关问题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植根于本土的中国经济学家,完全有可能在当前的世界学界评价体系中扭转局面。”林毅夫说。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尽管从效率上看,林毅夫提出的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大有可为的做法可能对经济发展也非常有效率,但“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动地方本身的资源,扩展底层老百姓的选择是更为重要的。

林毅夫现在正式的官方头衔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目前跻身体制内的中共党外人士中,林毅夫的资历、能力,较之万钢、陈竺等人毫不逊色。尽管身为无党派人士,但林毅夫既有足够的台湾背景,又拥有足够影响台湾的国际声望,加上其出色的政策能力,极有可能在其世行之旅之后,在政坛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这,恐怕才是亦学亦官的林毅夫真正的“野望”所在吧。

事实上,佐利克告诉记者,他本人与林毅夫也有接触,“我经常去北京。”据悉,在佐利克被任命为世行行长后,于2007年12月首次访华时,即与林毅夫有过面晤。当时,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2007年10月任满后,空缺尚无人填补。

我原来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到美国学习,认为美国之所以发达,一定有其道理,只要学会这些道理,就可以回到国内,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但在1988年,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当时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高达18.5%。上次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是1985年为8%,其他时间通货膨胀也就百分之一二。学过经济学的人会认为,解决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成本,从而减少投资需求。提高利率以后,消费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减少,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也就下降了。而且,如提高利率,只有好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才高,才会被保留。不好的项目,投资回报率低,就会被淘汰,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

继续乐观主义

一位接近林毅夫的人士认为,林可能会在2008年北京大学春季学期结束之后,于五六月间到世行履新。

但是,1988年我国采取的是治理整顿,是通过行政手段砍掉许多项目,以压低通货膨胀率。

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慢到2025年会超过美国。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是更高

林毅夫传奇

根据西方理论,以行政手段压低通货膨胀,可能会砍掉很多好项目,却保留坏项目。当时情景确实如此,很多明显是很好的项目,比如,当年新大都饭店的18层新楼盖到13层时,出现通货膨胀,进行治理整顿,项目因此被砍掉,成为烂尾楼。当时我想写一篇文章或内部报道,指出行政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没有效率。但是,想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后,我开始思考,原来我学的理论与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否有差距。事实是,存在很大差距,因为当时很多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主要依靠低利率补贴,如提高利率,将严重亏损。如按西方理论让其倒闭,将导致大量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此类大型国有企业,很多与国家安全有关。在此状况下,只能给予财政补贴,财政赤字随之增加,必然增发货币,又造成通货膨胀。所以,考虑到上述条件,当时利用行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是较好的办法。与中国在转型前不同的是,发达国家没有那么多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没有大量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企业需要保护补贴,因此,可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治理通货膨胀。条件不同,采取的对策不同。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就是从那时开始思考的。

对于中国经济,林毅夫是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2012年6月,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满回来后,在国内几个公开演讲的场合阐述中国经济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在当时引起经济学界的诸多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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